西安市各县区地名由来

1927年民国陕西省政府从北院门移至红城,易名为新城。新城区即因此得名。

因驰名中外的“西安碑林”而得名。

因明代秦王朱樉(shǎng)在此凿湖注水、广植莲花而得名。

春秋时期,秦穆公称霸西戎,改滋水为灞水,并建桥以图东进,故称“灞桥”。

未央区名源自境内大汉皇宫未央宫,意为“繁荣兴盛,不尽不衰”。

因境内有建于唐代的大雁塔而得名。

“阎良”一词来历目前尚无确切文献记载,说法不一,写法也有差异,最早见于清顺治十八年(公元1661)《临潼县志》,文中有“阎梁在县北七十里”的记载,其《县境图》在标注地名时,却为“颜良镇”。清康熙《临潼县志》中,镇名开始记作“阎良”。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:一种说法是地名因“颜良文丑”墓而得名。相传在民国时期,阎良城区东三里处,东广合村南有两个大冢,区境内传为三国时期大将颜良、文丑之墓,“颜良”因此而得名,而且,在清乾隆四十一年(1776)知县史传远编纂的《临潼县志》的“临潼县疆域图中,也标注着“颜良镇”字样。但遍查古籍文志,均无“阎良”因“颜良、文丑”墓而得名的记载,清顺治十八年(1661)《临潼县志》和清雍正十三年(1735)《陕西通志》均记载“阎梁”,未发现与颜良其人有关系。第二种说法是因“闾阎良善”一词而得名。相传在秦孝公年间,秦孝公召见卫鞅,并认真倾听了卫鞅的《治秦九论》,“其一《田论》,其二《赋税论》,其三《农爵论》,其四《军功论》,其五《郡县论》,其六《连坐论》,其七《度量衡论》,其八《官制论》,其九《齐俗论》,此九论为《治秦九论》之大纲,若变法开始,还尚须逐一制定法令细化,使之落于实处,如若变法功成,大秦将如这初升的太阳,国富民强。栎阳古邑,闾阎良善。”在此之后,秦孝公嬴渠梁决议任用卫鞅在古栎阳城(今阎良区武屯镇)开始推行变法……中国历史上便诞生了著名的《治秦九论》---商鞅变法,自此秦国开始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,最终为秦嬴政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“闾阎”指的是老百姓生活的地方,“良善”表示民风淳朴、安居富足。后来从“闾阎良善”中取“阎良”二字作为地名。但是,“闾阎良善”一词至今没有碑文、史料记载来佐证。第三种说法是因“阎梁”姓氏及“梁”这一地形而得名。在康熙《临潼县志》、光绪《临潼县续志》中均有阎良与闫良同用的现象,其他文献中也发现了阎梁写作闫梁的情况。金代《五音集韵》载:“闫同阎义,俗用。”《康熙字典》有闫,其注释为“《说文》有阎无闫,今姓谱分为二,其意同阎。”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把闫列为阎的异体字,无闫。阎作为姓可以写作闫,地方文献中二者混用,证明这里的阎(闫)就是姓的意思,“梁”字也有姓的解释。根据阎良附近蒲家、银刘、纪家、贤孙、柳家、麻张、褚家原、谭家、郑家、三田等许多村庄的得名都与姓氏有关,毗邻的富平县华朱乡就有阎村,文史爱好者大胆推测“阎良”因梁姓和阎姓建村或以这两姓人口居多而得名早期的“阎梁”一名是有可能的。另据,元代《长安志图》记述石川河渠时说:“栎阳除泾水所灌之外,其东北境高,泾水不能及,遂引石川河经断原东、梁村,过白渠西南以溉其地。”文中记述的梁村应该就是今阎良村东南侧的大良村,这个梁村可能因为这里“有梁子”而得名的,到康熙《临潼县志》时就开始写作良村,1959年称今大良村。但无确切记载。

临潼历史渊源深厚,历经周、秦、汉、唐,一直为京畿之地,因城东有临河,西有潼河,故名临潼。《临潼县志》说:“祥符改名,以临、潼二水环县左右故名临潼”。

汉高帝五年置长安县,因长安乡为名。据《三辅黄图》:“长安,本秦乡名。”2002年6月2日,国务院批准(国函[2002]45号):撤销长安县,设立西安市长安区,以原长安县的行政区域为长安区的行政区域。

高陵县以南有一道坚固而高阔的土山名为奉正塬,塬体高隆,《尔雅》中有:“大阜曰陵”的说法,即“大土山称为陵”,所以在秦设县时就有了高陵之名。

夏代,鄠邑之地为“有扈国”。禹身后本应益继位,但其子启擅自继承王位。有扈不服,以“尧舜举贤,禹独与之”为名反对启统治。启发兵讨伐有扈,有扈战败被灭,标志着“家天下”的世袭制取代了禅让、夏王朝正式建立。西汉初年,在有扈故地设“鄠县”,“鄠”乃“扈”之变体,“鄠”字生辟,而且专用。

公元前379年始置蓝田县,因境内盛产美玉而得名。古称上等美玉为“球”,次玉为“蓝”,因盛产次玉,故名蓝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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